《环球卫视》文化中国探索近两千年前元氏汉碑群体

 【环球卫视 赵生福 张红涛 报道】近日，很有幸在石家庄见到了河北省书法文化研究会会长马志斌先生，刚见面我就提出了何为文化、书法、书法精神等，深感他是个思维敏捷，有文化厚度的人。这时，我话音一转，向马会长提出了能否给我介绍个你的研究成果？他果断地告诉我说，在东汉中后期百余年的时间里，元氏封龙山一带能刊立七通汉碑，这本身就是个书法环境问题，也是至今尚未破解的“千年之谜”。这时，我很震撼，很想知道这个“谜底”。

马会长说，他在研究元氏汉碑（又称封龙山汉碑）群体书法文化时，发现通常使用的“背景”概念，内容机械，层次单调，影响了对是碑群体书法文化研究的结果。他以深厚的书法文化功底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借用了文化生态理论上的“环境”概念，并进一步强化这个概念的文化厚度，使之成为元氏汉碑书法文化研究的通道。说到这里，马会长高兴地说：我将努力用书法环境概念这个“金钥匙”，揭开近两千年前刊立的元氏汉碑群体“千年之谜”。为我省书法资源的文化研究作出新贡献。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开辟了“光武中兴”盛世。汉明帝、汉章帝又开创了“明章之治”；汉和帝刘肇继位后，大破北匈奴，收复西域，迎来了“永元之隆”。至此，东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极盛时期。元氏汉碑首碑《三公山神碑》于汉章帝刘炟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封龙山刊立了；公元117年，东汉统治进入中期，但中兴余绪尚在时，第二碑《祀三公山碑》刊立；公元164年，第三碑《封龙山碑》刊立，到这个时期东汉统治每况愈下，外戚专权，宦官当道，对百姓横征暴敛，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公元181年却有《三公之碑》《八都神庙碑》《无极山碑》三碑刊立，尤其在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刊立最后一碑《白石神君碑》 的次年三月五日，常山国一带，发生张角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使东汉统治的大厦几近崩塌，历史称这四通汉碑为“光和四碑”。这就是使用“背景”概念，内容机械、层次单调的弊端，或是只看“背景”不看“环境”，似乎把我们引入“天下逾乱，书法逾发展”的死胡同里。这就是元氏汉碑刊立长期没有破解的“千年之谜”。

如何揭开刊立元氏汉碑群体“千年之谜”？

“书法环境是指书法以外的，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书法的产生、发展，由自然和社会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因素整合而成的动态的功能场”。

我们所研究的元氏汉碑书法文化，是处在东汉常山国（郡）的书法环境里的，也是两汉大的书法环境的一部分。所以，应通过追溯两汉的书法环境，才能揭示出元氏汉碑刊立的“谜底”。

1、两汉盛世书法环境。中国书法是承前人创造而来的，如甲骨文、金文、篆和隶书，它们风格多样，面目齐备，而简率粗狂、拙朴厚重。充分体现了古代特征和文化精神。

西汉初，汉高祖及其继位者文帝和景帝，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并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致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和东汉的“光武中兴”盛世，均因朝廷对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两汉刻石来看，虽笔法与东汉相比，形制也不固定，字数较少，但拉开了汉代刻石的序幕，著名的《群臣上书刻石》等，其书风雄浑朴茂，凝重简率，无牵无挂，一任自然。更多的是简牍帛书遗迹，端庄严谨，呈清秀飘逸之风。武帝以后，大量的居延、武威、敦煌汉简，笔画丰肥、雄放多变、潇洒流动，并呈现出了隶书规模。至东汉，大量的草书简则，更是用笔洒脱，点画厚朴，体势多变，风格放逸。尤其是隶书的全盛，成为汉代碑刻的主流书体。其篇幅巨大，形制规则，雄强古拙，风格生动的正大气象，展现出了气势恢宏、豪迈的大汉雄风。

2、政治宽松书法环境。东汉后期，是东汉王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期，外戚、宦官势力控制朝廷，地方势力割据一方，许多郡国摆脱了朝廷有形无形的控制，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经济、思想、文化遇上宽松环境，也就形成了书法的“政治宽松环境”。

（1）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重丧，主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成为当时祭祀、墓葬习俗的特有现象。

（2）皇家刻立《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历时八年，镌刻46碑，由蔡邕等用隶书一体写成，并被奉为典范。因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前，又称《太学石经》。

（3）光和四年创立鸿都门学。鸿都门学是因朝廷的政治需要和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而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学习、研究文学艺术9的高等学校。设置了尺牍、小说、辞赋、字画等课程。按当时设置的字画课程，今实为书画专业。

（4）汉代书法在众体创新中出现了一批各有建树的书法家。比较著名的有：史游，西汉元帝时人，草书创始人。传他将隶书草写而著《急就章》。后称“章草”；崔瑗，涿郡安平（今河北衡水安平县）人，善小篆，章草方面成就也很大。另有《草书势》书论；蔡邕，陈留国（今河杞县南人），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他书写的《熹平石经》方正用笔和结体，呈现出由隶到楷书的轨迹，他还有《九势》《隶书势》《笔论》等书论，同时，蔡邕还是“飞白体”的创始人；张芝，精于章草和草书。三国魏人韦诞称张芝为“草圣”，还有人形象地说张芝的草书是“一笔草”；刘德升，东汉桓灵帝时颍川人，相传，刘德升创造了行书。尽管刘德升不可能一人独创行书，但他是草创行书的代表人物是毋庸置疑的；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汉末魏初著名书法家，与王羲之并称“钟王”。钟繇选择了楷书、行书这一新的书法方向，并功绩斐然，对推进楷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宣和书谱》称其为“楷书鼻祖”。

汉末魏初时期，还有很多书法大家，如梁鹄、师宜官、卫凯、韦诞、邯郸淳等，皆名重一时，为世人所倾慕。

（5）书法世家的形成和影响。以汉末书法家卫凯、卫恒、卫瓘、卫铄为主的四代相传的书法世家，至魏晋时期，把持书坛13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族书派，影响深远。两晋时期，发展到陆氏、卫氏、索氏和王、谢、郄、庾七大家，对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封龙山区域书法环境。 封龙山位于元氏县、鹿泉区交界处，属太行山余脉。若站在广袤的冀中平原向西眺望，巍然崛起，山势蜿蜒，似伏龙欲飞！

远古时期，祭天为封，祭地为禅。元氏先民认为封龙山是“仙山”、“神山”， 有“山神”，有“龙王”，有“灵气”。如此以来，便成为古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而祭上苍、祭龙王的场所。封龙山亦由此而得名。

（1）悠久的历史文化沿革。 早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元氏先民就在封龙山一带繁衍生息，创造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据考证，商代就有先民生活的痕迹；在韩信点将台对面“霸王岗”挖土造田时，从一古墓中出土三十多件青铜器，其铭文揭开了史书未载的西周时期“軾国”的神秘面纱，距今近3000年，是元氏历史上最早的侯国。赵孝成王11年(公元前255年)赵国在元氏西北故城为公子元筑城，即为最早的元氏城，“元氏”因此而得名。

在著名的背水之战(公元前206年)韩信大败赵国军队后，在泜水消灭赵军军残余并斩杀赵国大将陈余。《元氏县志》 载:“乾隆志泜水河自县西群山发源至纸屯村汇入槐河，史记韩信斩成安君于泺水上即此”。

（2）刘秀的“龙兴”之地。刘秀起兵于南阳，发展壮大于常山，进而统一了中国，开辟了光武中兴的新局面。

（3）封龙山祭祀文化。在汉代及其之前典型的农业社会里，生产力低下，水利灌溉极不发达，雨水充沛与否直接影响着粮食收成，即所谓“靠天吃饭”。人们认为，封龙山是“仙山”、“神山”有“灵气”，有“山神”，有“龙王”，兴云布雨的权力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如果经常祭祀这些“山川神明”，就能获得足够的雨水，粮食才能丰收，国家社稷才能长治久安。

由于封龙山一带先民追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情感支撑，使祭祀“神灵”成为当时常山郡(国)及元氏县官民不可或缺的行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祭祀文化。

（4）封龙山书院文化。封龙书院是河北省最早的书院。东汉建武年间大儒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极大地促进了常山教育的发展。伏恭还被尊为常山“三老”之一。李躬在龙首峰下设“授业之所”，金末元初在李冶主持下，发展成集儒学教育和自然科学研究于一身的综合性书院。

(5）封龙山道教文化。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东汉是道教的活跃期。封龙山成为封禅祭神规模宏大的朝拜圣地。从封龙山多处原始遗迹就说明了这一点。

两千年来，随着祭祀文化的发展，封龙山又融入了佛教文化，形成“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体系。

(6）元氏封龙山汉碑文化。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的刊立，源于下述决定性因素:一是在两汉宽松的书法环境中，完成了草篆(古隶)到隶书的演变，雄强的气势表现了汉隶的文化特征，东汉后期又被确定为官方正体文字。二是封龙山汉代就成为文化生态之山，具有了宽松的区域书法环境。三是自然崇拜心理和山川祭祀文化对封龙山元氏先民的影响

《环球卫视》文化中国编辑张红涛向马志斌同志请教时说：您是专家，又是研究元氏汉碑书法文化的，若用两汉400多年的时间跨度论述书法环境，是不是绕得弯子太大了？马志斌同志认为这个说法不妥，如果我们只看东汉后期刊立的“光和四碑”，这个结论肯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应该系统地研究两汉书法环境，挖掘汉代人精神成就的广度和深度，即他们所秉持的道德观念、人生理念等文化特征，以鉴古铄今，把握书法文化发展的方向，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我省书法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